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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远举的博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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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严格入学政策的暴力本质  

2014-07-02 09:25:00|  分类: 北京,入学政策,暴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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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北京市统计局、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发布的数据显示,过去三年,北京常住人口每年新增规模均未超过60万人。北京市统计局近几年人口数据发现,从2011年开始,北京市外来人口增速一直呈现下降态势。

 

2010年开始,为应对北京外来人口过快增长,北京出台一系列人口调控“组合拳”,对于外来流动人口,北京市实行“以证管人、以房管人、以业控人”模式。从目前的情势来看,这种趋势还将进一步加强。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在北京市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中,除了以往都有的GDPCPI等外,还首次提出常住人口增长速度明显下降的目标。在“以证管人、以房管人、以业控人”模式之中,除了户籍、居住证等刚性措施,清理低端市场、群租房外,最令人感到愤怒但却无能为力的,莫过于严格的公立学校招生政策。

 

根据新政,非京籍适龄学童,不但要进行严格的学龄人口信息等级,家长还需持在京借读证明及“五证”到居住地就近的小学联系借读。所谓“五证”是指父母或监护人的在京暂住证、在某区内的住所居住证明、在京务工就业证明、户口所在地出具的在当地没有监护条件的证明、全家户口簿等证明证件。

 

五证齐全对很多人来说并非易事。对于从事收诸如废品等低端行业的家长来说,在京务工就业证明很难准备;对于很多在京缴纳十年社保甚至已经买了房的家长,在层层加码的苛刻中,即便能达到“五证”,也很难达到完美的“五证”,比如,通州区就要求“在我区务工就业证明审核标准”,众所周知,大多数人在外区工作,大多数人都是因为通州房价相对便宜而选择在此居住,通州仅仅是个“睡城”,真正在通州工作的人并不多。除此之外,还要求社保必须交足20131月至20143月,在此其间,哪怕因为变换工作,断交一个月,也立即丧失了入学资格。更令人气愤的是,当区教委被家长要求解释新“五证”标准时,教委给出了“不接待、不解释、不交流”的“三不”态度。

 

要说清非京籍学童一事,不妨回过头,从2011年说起。2011年的时候,北京出现过一波针对主要接收农民工子弟、打工者子弟的草根学校的关停潮。当时的社会舆论主要关注的是“政府如何承担提供教育的责任”,所以,有人认为,只要政府在淘汰、关停草根学校的同时,把学生安置好,关停学校也可以说是一件好事,“这相当于撕开了一个务工子弟进公立学校的口子。”

 

在当时看来,北京做的的确不错,比如,朝阳区组织了关停学校的老师招聘会,有教师证的老师优先安置,即使没有教师证,从业时间长、教学经验丰富的老师也会被考虑招收进政府委托办学的学校。石景山则把被关停的太和、红星、春蕾等三所学校的学生,全部安排进了公立学校。

 

现在回过头看,学者的想法,总是那么幼稚,与他们的前辈一样,在百花齐放的兴奋之后,马上迎来了引蛇出洞后的震惊。在当初不使一个学生失学的承诺下,市场提供的被消灭了,三年之后,翻云覆雨,公立学校却持续收紧,成为逼人离开的最有效手段。

 

关停草根学校,表面上看,理由是充足的:过度追求盈利、师资不足、质量低下、安全隐患突出,但究其原因,正是许可证的严格控制,使办学者没有稳定的长期预期,从而刺激了其短期行为。但即便如此,草根学校在市场竞争下,也购置电脑、教学光盘、开设英语课,用车接送学生等等。假以时日,即便不能与公立学校一较高下,起码能接收被公立学校拒之门外的学生,解决家长们的后顾之忧。

 

所以,如果当初没有关停学校,当下没有严格限制公民自办学校,即便行政命令残酷如斯,市场也能很快自发弥补,瓦解行政命令对人们的限制与打击,最严入学政策必然大打折扣,而预知没有效果之时,政策也就不会残酷、乖张如斯。

 

从这个角度看,市场虽充满竞争,但本质却是温情的,它帮助人们实现自我救济,相互帮助,追求幸福。在现代社会,教育是人们安身立命、追求幸福生活的根本,所以,民办学校正是市场救济权利的一个具体而微的例子,它使家长与孩子们有了自我救济、对抗权力、追求幸福的的底线选择。

 

也正因为如此,试图通过限制孩子受教育机会来限制人的企图,就得首先消灭相关市场,所以我们看到一道道压制、消灭市场的行政命令,令人丧失对这个国家的善意温情。

 

这些不正当的行政命令本该在宪法框架下接受严格审视,但遗憾的是,以行政替代法律,以“宏观调控目标”替代公民权利的做法,却在这个国家大行其道,究其原因,是因为其身后的暴力。这种暴力虽然缺乏正当的政治基础,但却可以随意的侵犯市场与权利,压制一切宪法框架内的反对与抗争,进而固化、强化了不正当的行政命令。道理显而易见,如果没有暴力强制执行的潜在威胁,没有暴力压制家长的合法抗争,关停“非法”学校的不正当行政命令,不是被人无视,也会大大弱化。

 

所以,表面上看,关停学校、紧缩入学仅仅是一道道冰冷的行政命令,温文尔雅,冠冕堂皇,绝不会碰家长一个手指头,但根本上看,可以毫不夸张的说,从关停学校,以证逼人,到最严公立学校招生政策,再到北京人口减少,这长长的因果链背后,隐藏着的暴力本质不言而喻——能压制市场的,唯有暴力。

 

其实,关停学校后面的暴力,也无非是新瓶装旧酒。“三年自然灾害”期间,农民采取了历朝历代用过的办法,逃荒以求生,但这个时候,村干部却派民兵把守,不准村民逃荒自救,结局当然是悲惨的。

 

拦住村民外出逃荒的民兵,强制收容遣返外地人,都是明显的用暴力阻止公民自救。太阳之下无新事,冠冕堂皇的“以证管人、以房管人、以业控人” 与三十年前民兵阻止逃荒,与射向逃港者的子弹,与十几年前收容遣返没有暂住证的人,本质上并无分别,实质还是以暴力限制人,以暴力干预市场,以暴力阻止公民追求幸福的权利。

 

三十年前,阻止逃港者的子弹,触动了习仲勋与邓小平,广东才得以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。三十年后,如果我们认同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发展,人民群众权利的提高的话,那就不能否认现代社会的生存权的题中应有之意包括受教育权,这是中国政府在世界前面对人民的承诺,即使地方政府不提供,也不能以不达标干预市场提供,这就如同以逃荒颠沛流离为理由来阻止逃荒是荒谬的。

 

更重要的是,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,中国毕竟不是三十年前的中国了。这种做法只会激起家长的集体认同,权利意识,民生问题上的高压政策注定会积蓄民众在政治上的不满,民生问题就会变为政治问题,那么,北京政府做好了迎接这个局面的准备吗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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