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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远举的博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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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人,做好准备迎接贫民窟了吗? —— 抽丝剥茧谈井下人生   

2013-12-09 12:00:00|  分类: 情感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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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“多人常住热力井下”的报道,让“井居”世界呈现在世人面前,而令人更加错愕的是,报道之后,相关部门立即封掉了井盖。其实,这类事情并非第一次发生。在广州,就出现过桥洞底下制作水泥锥和铁丝网,防止流浪汉居住的事情。在成都,为了防止被流浪人员当“床”使用,公交站座椅有意设计为狭窄、斜面,以使人睡不稳。相关部门的这些举动都遭到了舆论的严厉拷问,不过,在层层抽丝剥茧之后,廉价的拷问不仅会猝然失色,更会指向每一个市民,指向内心深处的价值观念。且听我慢慢道来

毋庸讳言,记者对王秀青提出“是否想在北京买房”的问题是幼稚的煽情,而指向计划生育则转移了问题,没有抓住本质。不过,认为记者不应该报道,这样有关部门就不会封住井盖的指责却有失公允。客观中立的报道真相,是记者的第一天职。社会是错综复杂的,报道之后的一系列反应也是复杂多变的,没有记者能够预料自己的报道的全部后果。

 毫无疑问,记者的初衷无疑是希望通过报道,促进他们的境遇向好的方向转变。消极反馈,不但在记者的预料之外,在封盖未发生之前,也多半不在指责者的预料之中,所谓不该报道的指责,不过是事后诸葛。更何况,新闻之后的反馈有消极的,也积极的,现在就有公司愿意资助王秀青,没有报道,也就没有这个改善的可能。而且,促进好的反馈,批评坏的反馈,正是社会舆论的应有之义。所以,批评记者,显然是打错了板子。不过,转而批评封井盖的有关部门,还是打错了板子。

稍微思考一下,就会发现,这是有关部门的无奈之举。如果居于热力井下的人身有疾病,或者井下发生事故,死在井中,那么,负责管理热力井的相关部门少不了要遭到舆论的口诛笔伐,赔钱,甚至可能丢掉官帽。此前,贵州毕节五名流浪儿童因在垃圾箱内生火取暖,死于一氧化碳中毒的惨剧之后,就有各层级8个官员被免掉。那么,在避免麻烦的动机之下,相关部门封锁井盖也是一种无奈。换一个角度,井下存在管道泄漏的危险,本就不适合住人,从对生命负责的角度,封锁井盖也是合理的。

那么,批评该指向谁呢?显然,是负责解决居无定所的流浪者基本温饱的救助体系。那么,这个体系出了什么问题呢?这就必须先回答另外一个问题:为什么王秀青不愿意去有着基本保障的救助站。

孙志刚之死,极大地推动了我国收容制度的改善,现在基本可以做到来去自由。但问题仍然存在。流浪者在繁华的市区有自己的生存之道。不管是捡几个易拉罐,还是在地铁乞讨,对于他们都是一份收入。

在报道中,不管是全姓老太在三里屯捡废品,还是王秀青擦车,都离不开繁华的市区。如果收容所在郊区,那么,每天往返既需路费,也费时间。即便就在市区,进到救助站之后,拍照、填表、登记、晚上不关灯、随时被监看,甚至也仍存在一些强制送回的现象。虽然这些技术性的环节防止了福利被滥用,保证了救助站内的安全,但这些细节限制、侵犯了流浪者的人身权,不但吃饱、睡暖的门槛变高了,更关键的是,“来去自由”的原则也在某种程度上打折,进而损害王秀青们在城市中的收入。

这一切,王秀青已然说得明白:“救助我一个,一家人没吃喝”。于是,他们选择远离救助机构。对于他们而言,就近在立交下,涵洞中、井下寻得一个避风挡雨的栖身之所,反而是一种更好的选择。

不过,逃离救助体系之后,这种强制仍如影随形。实际上,当强制收容遣返制度不存在之后,自然界的严寒酷暑、生存环境的不友善,就成为一个驱离流浪人员的自然方式,而官方的种种措施,从不能睡的座椅,不能睡的桥底,再到不能取暖对的热力井,本质上无非都是强化这种自然条件,是一种隐性的驱离。某种程度上看,这是一个冷酷的平衡。一方面,严酷的生活成本驱离了流浪者,在另一方面,大多数市民不知不觉受惠于这个冷酷的平衡——讽刺的是,甚至他们的同情心也受惠于此。

所以,仅从救助着眼,救助体系应该减少伴随帮助而生的细节性限制——从这个角度看,救助之网非但不是太疏,而是仍不够疏。如国外民间救助,并没有一系列权利查证身份,限制行为,而更低的门槛、更少的限制反而使善举更易惠及流浪者。说得更直白一些,就是“紧靠市区、只管温饱、来去自由”,只有这样的救助制度才会成为王秀青们真正愿意去的救助站。但是,遗憾的是,事情并非如此简单。真的做到这一点之后,又会发生什么呢?

流浪者群体并不天然具有道德,往往好逸恶劳、不愿工作、主动选择流浪、即使谨小慎微,生活水平、文化素质的差异也会扰乱居住地周边环境,也常涉及酗酒涉毒、小偷小摸。当他们每日早出晚归,聚集在分布于市区的救助点之后,从周边社区的市容到实际可能出现的治安问题,很难避免对周围居民的生活形成侵扰,形成公共问题,引发邻避效应。而且,更人性的救助系统显然会极大的改善流浪者的生存状况,降低他们的生存成本,吸引他们,进而刺激类似流浪者的数量增加。说得直白一些,这些毫无强制,只提供温饱的救助点必将成为事实上的官办贫民窟。

由于历史原因,中国城市与农村存在很大的收入差距。在中国巨大的、持续的城镇化过程中,城市必然如灯火吸引飞蛾般吸引着王秀青们。在这个过程中,王秀青的问题,并非个案,而是群体性、系统性的问题。超生罚款只是其中的一个偶然因素。要想真正、彻底地解决王秀青们的问题,冷峻的逻辑链最终指向的,必然是分布于城市中的大大小小的官办的、自发的各类贫民窟。这既是经济的必然,也是权利的;既是民主国家的实际情况,也是逻辑推导的结论。但是,北京,乃至中国的任何一座城市做好了这个准备吗?

当然,不可否认的是,在现在的政治框架下,市容并非由市民做主,城市管理者对市容“波将金村”式的追求已经超越了市民对市容的需求,变为一种政绩追求,甚至伤害到市民的权利,比如一些地方就规定不准在阳台上晾晒衣物,只因有碍观瞻。深圳罗湖也出台市容环境量化考核指标,规定街头若出现乞讨流浪人员,将扣除城管考核分数。不管是市容的指标考核,还是避免出现人身伤害的动机,这必然会对有关部门形成压力,推动他们采取封井盖、狭窄的座椅、水泥锥等隐性驱离手段。

不过,即便当市民完全能够做主的时候,这类问题仍然存在。这个时候,问题就指向了每一个生活在城市里的人。遗憾的是,答案早已经用别样方式呈现。

仅仅就在人们为王秀清流下一掬热泪之前10天,北京召开了房屋违法出租问题治理工作动员部署会议。会议表示,全市要一起“出狠招”“下猛药”,力争彻底根治房屋违法出租问题。而在此之前,国家住建部、发改委等部门通过了多项规章制度,严禁中介公司或房东,“改变房屋内部结构分割出租”“出租房屋应以原设计的房间为最小出租单位”“厨房、卫生间、阳台和地下储藏室不得出租供人员居住”。对于违反该规定的人员或单位,会被责令改正,逾期不改将被“处以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”。显然,这也得到了众多市民的支持。

相对对群租的铁腕,北京对唐家岭就稍显温情。远离市区,距离产生审美,显然是其中一个原因,不过,远离市区本就源于市容对蚁族的驱离。所以,即便温情一些,但当唐家岭进入舆论视线,进入“心灵上与政治上的北京市容”之后,也难免被拆迁、改造的命运。用心虽良好,但这必将进一步推高房租,实际结果仍是进一步的驱离。

在网上可以找到这样的问答。有人问:“我在搜狐大厦附近上班,北京唐家岭现在还能住吗,听说拆迁了,除了唐家岭还有哪里有那种房源呢?”有人回答:“唐家岭北面的,小牛坊也可以,房租不贵,交通也便利,不过听说也快拆迁,本人以前在唐家岭住了6年,虽然唐家岭收水费太霸道,野蛮,但是说实话,唐家岭真是个做生意的好地方,人气旺,很怀念它。

  一问一答之间,民生之多艰,跃然纸上。

几乎就在媒体热议王秀青的同时,任志强说,不用户口,用高房价门槛就可以驱离一些人离开城市,但任总忘记了的是,一些人并不需要房子,只需要一个唐家岭、只需要一个地下热力井、只需要一个涵洞。所谓房价门槛,背后必需强制门槛。

比起贫民窟的侵扰,唐家岭、群租的侵扰显然不值一提。实际上,当还有一些体面的低级白领、打工者在这个城市尚居之不易的时候,井下人生,无非是这种治理思维、市民观念推高房租之后,最极端、最冷酷的体现。 

那么,我不禁要问,在连群租都要打击、连唐家岭都要拆迁的北京,在打击群租有着众多支持的北京,在多部委联合发文制止群租的北京,乃至中国的任何一座城市的市民,真的做好了准备迎接身边的救助点,迎接身边大大小小的贫民窟了吗?但如果没有官办贫民窟,除了强制驱离,除了封住井盖等隐性手段,又有什么办法可以真正、持续解决无数个王秀青的问题呢?那些一边支持打击群租,一边对着王秀青们留下热泪的人,是不是过于陶醉于自己廉价的、一戳就破的虚假情怀呢? 

指责政府是容易的,也是廉价的,而当层层逻辑抽丝剥茧之后,当问题指向每一个市民自身时,却很难回答。由此引出的更深层次的问题则是:城市是谁的城市?城市面貌到底是服务于政绩,顺从于市民感觉,还是遵从于个人权利?

对于类似问题,其他国家人民的回答似乎值得借鉴。白宫门前长期驻扎的流浪汉已经成为白宫一景,而在这个现象背后,则是一个国家最深处的价值观:国家是每一个人的国家,城市是每一个人的城市。在自由女神的基座上,刻着美国女诗人埃玛·娜莎罗其的一首脍炙人口的诗:

“送给我 /你那些疲乏的和贫困的挤在一起渴望自由呼吸的大众 /你那熙熙攘攘的岸上被遗弃的可怜的人群 /你那无家可归饱经风波的人们 /一齐送给我 /我站在金门口 /高举自由的灯火”

当然,诗毕竟是诗,美国也有着严格的移民门槛,但在一国之内,“疲乏的和贫困的”人们却拥有同等的权利。其实,这只是公民的理性的选择。自由与权利并不是天上的馅饼,真正的权利与自由,必然是所有人的自由与权利,而这个时候,一部分人的自由与权利却不可避免的出现外部性,侵扰另一部分人的利益——需要注意的是,侵扰不是权利,而是利益,某种程度上,这正是自由与权利的成本。那么,一个合乎逻辑的结果就是,没有人有权力通过限制他人的权利来获得自己的利益,而历史曾经告诉过我们,如果企图限制一些人的权利来获得自己的利益,那么必然使自己也陷入奴役。

从这个角度,对于当下的中国市民而言,虽然他们不但因户籍特权而负有历史义务,也因自身将来的利益来回答这个问题,但遗憾的是,在地域歧视、户籍歧视、缺乏权利意识的当下,答案并不乐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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